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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治理直隶省务研究
- 作者：戴仕军 年份：2004-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治河 赈灾 练军 整顿芦盐
- 描述： 第二章 河务治理 由于直隶河务废弛已久，李鸿章督直后，为直隶设计了一个治理全省河务的蓝图，并兴起一个治理河务的高潮，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直隶水旱灾患。但由于资金、吏治以及治河方法上的原因，李鸿章并不能根本上改变直隶水患频繁的局面。 第三章 赈灾 直隶灾害频仍，破坏性强，李鸿章利用各种赈灾措施赈灾，直隶地区社会整体比较稳定，而赈灾款粮的筹集，体现了李鸿章等督抚对地方财政控制权力的增大。 第四章 练军建设 李鸿章在继承曾国藩练军方法的同时，根据海防边防的需要，变通具体练章，逐添直隶练军，并加强近代练军的近代化建设。但李鸿章并不完全依赖练军，练军的职责也不完全体现在军事行动上。 第五章 芦盐整治 李鸿章例掌长芦盐政，...
- 李鸿章与滇案交涉
- 作者：方英 年份：2005-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威妥玛 马嘉理案 总理衙门
- 描述：与赫德之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分析这四对矛盾对滇案交涉进程与结局的影响;分析李鸿章在滇案交涉中从积极关注到奉命在津交涉到烟台全权主持订约的角色转变,旨在说明李鸿章接办滇案多是在威妥玛总理衙门谈判破裂、关系闹僵之后,从旁转圜,设法挽回局势。本文最后指出,李鸿章在滇案交涉中妥协退让的原因,除上述特定角色的因素之外,主要是由于威妥玛的狡诈多端与清政府外交手段落后、外交观念陈旧导致的策略不当,而李鸿章难以摸清威氏的真实意图亦是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李鸿章在交涉中体现出的外交手段与外交认识,如主动利用列强调停、主张遵守条约、积极评介通商口岸的作用等,对其日后的外交活动乃至整个近代外交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论李鸿章与其幕府之关系
- 作者：方雪飞 年份：2008-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周馥 关系
- 描述：通过二者关系研究,可以更进一步认识李鸿章的人才观,可以更全面理解李鸿章的治世思想。为此,本文试图以李鸿章幕府中重要一员周馥为视角,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浅略的探讨。全文分为五部分:绪论,介绍选题缘起、相关学术史回顾以及本文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李鸿章幕府的形成、发展与特色。文章首先介绍晚清幕府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分析了李鸿章幕府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戎幕时期与洋幕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李鸿章幕府的特色。第二章,介绍周馥在李鸿章幕府的经历及其主要事功。文章对周馥其人及其成就进行了介绍。介绍周馥在治水、综理北洋政治事务、佐办军事事务、襄办洋务实业、办理外交、维护主权等方面的经历和事功。第三章,论述李鸿章与其幕府之关系。文章以周馥为视角,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基于合肥李鸿章故居的考察
- 作者：施豪 年份：2013-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名人故居 开发与利用 探索创新
- 描述：居的保护与利用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这一历史文化遗产,也有助于探讨名人故居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一般规律和方式方法。涉及本选题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争取保存保护的过程、开发利用的做法措施等等,结合李鸿章故居专门研究商业环境中的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的,还未见到。李鸿章故居保护与开发利用有一个的曲折发展的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包括：对有关名人故居的概念及和属性进行界定,剖析商业环境下名人故居面临的困境,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最后以李鸿章故居为例,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的建议。关于李鸿章故居,从其沧桑变化到淮河路改造与故居存废之争,故居的收回与开放利用,故居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经验及其思考,进行了力所能及地论述。本文的结论是：1、文物保护与开发并不矛盾；文物保护工作与经济和城市建设并不矛盾；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好可以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2、必须坚持将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开发利用放在第二位的方针,才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3、文物保护和利用有其内在联系和规律可寻,只要勇于探索和创新,就会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新模式和新途径。
- 从儒家“中和”思想看晚清外交中的和战交锋：以李鸿章、张之洞为典型的考察
- 作者：曹波 年份：201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晚清外交 和战交锋 李鸿章 张之洞
- 描述：洞为代表,它的本质是以武力维权,最大程度上维护晚清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这两种策略的提出及运用都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在晚清和战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李鸿章与张之洞两位晚清外交的重要大臣表现的尤为突出,终因在当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下,晚清外交策略选择了以和为主,以战为辅的特殊形式。但“和”并没有给晚清政府带来和平稳定的外交局面,以及平等的对话权；而“战”也并没有为其获得应有的权益,使晚清政府发展强大起来。然而和战策略的运用,彼此相辅相成,让晚清政府在当时的局势下得以生存下来,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成绩。它的提出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外交环境下晚清政府综合考虑的结果,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在外交活动上的体现,也使得晚清外交最终形成了爱国与误国并存的外交事实。总而言之,晚清外交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从此之后逐渐走向消极的发展方向。从晚清和战外交策略的制定上来说,儒家“中和”的思想是其产生的主观条件,但从这一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来看,却又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真正偏离,并没有达到儒家思想中所要求的外交状态:共享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谐发展。究其因为是晚清政府本身的性质和孱弱的综合国力所致,晚清外交策略所要求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并没有达到,但却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下来。通过儒家思想对晚清外交的研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晚清外交策略以和为主,辅之以战,两者相互结合又相互补充,最终形成了其特殊的局面,以致于使晚清政府沦为了西方列强的附庸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大起来。晚清外交的根本目的没有达到,从此以后晚清外交走向了消极的低谷。
- 李鸿章与中国铁路
- 作者：朱从兵 年份：199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铁路
- 描述：评价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必须将他创办铁路的有关问题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大背景之下进行分析，这样，就必须考案洋务运动与近代铁路建设的关系，剖析阻碍近代铁路建设的种种因素，洋务运动启动了铁路建设的引擎，反过来，铁路建设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
- 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
- 作者：朱海伍 年份：2010-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洋务思想 外须和戎 内须变法 变法自强
- 描述：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但思想家对西方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并没有彻底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随着民族灾难的加重,在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洋务派”。他们以求强、求富为主要目标,力图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西方各国的欺辱。李鸿章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力求通过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为此他“变易军制”,建立新式陆军,创建了北洋海军;并大力发展工矿企业。为实现求强求富的目的,需要大批懂得现代知识的新式人才,因此他力求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并向外国选派留学生。中国要求强求富,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国力孱弱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采取“和戎”外交策略,力图保持中外和好的局面。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主要包括军事、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大体可以概...
- 试论19世纪80年代朝鲜自主外交——以遣使欧美为中心
- 作者：朴帝炫 年份：2004-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宗藩关系 李鸿章 袁世凯 朴定阳
- 描述：利益。清政府感到为了维护自己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保障东北的安全，需要加强对朝鲜的宗主权，自然引起了朝鲜方面的不满。“壬午兵变”后，清朝进一步加强对朝鲜内政外交的积极干涉，使朝鲜朝野对中国的离心倾向与日增大，因而脱离清朝控制，实现独立自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要求具体表现为“甲申政变”和“朝俄密约”等事件。1885年，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更加粗暴地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对于袁世凯的蛮横干涉一直感到不安的朝鲜政府，为了摆脱清政府的控制，决定在与各国签订的修好通商条约基础上，派遣使节到欧美各国，利用西方势力以牵制中国。 1887年8月，朝鲜政府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公使。清政府以违背属邦体制为由出面阻拦，中韩两国就派使问题进行交涉。结果，清政府准予使臣赴任，但必须遵守“另约三端”。其内容包括：朝鲜使节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率同赴外部；公开外交场合，朝鲜使节应随中国钦差之后；若有紧要事项，应先与中国钦差密商。但是，朝鲜全权公使朴定阳到美国后，违背“三端”中的第一端“先赴同赴”，自主地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因此，清政府诘责朝鲜政府，并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最后迫使朴定阳在任职一年后被召回。 朝鲜政府向欧美各国派遣全权公使的目的，是向国际社会宣告自己为主权国家，借外交活动来寻求独立自主。朴定阳以朝鲜驻美全权公使的身份，力排清政府的干涉，完成了与美国开展外交关系的重任。朝鲜政府遣使欧美以及朴定阳在美国进行的自主外交，表现出了朝鲜在清朝的控制之下力图要求独立自主的努力，在韩国外交史上的意义重大。
- 论李鸿章早期对日外交：以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和处理日本侵台为核心
- 作者：李卫民 年份：2004-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 描述：内，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有这样明显的变化，很值得关注。 目前学术界对于1871-1874年间李鸿章对日外交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其中有的观点也还值得商榷。 可见，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讨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和处理台事过程中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变化轨迹，搞清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起源：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中，是清政府全权大臣。经过他（还有他的助手）的艰苦努力，确保了谈判协议——《中日修好条规》，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平等条约。 中日首次订约谈判，本来就是在李鸿章大力推进之下，清政府才同意与前来要求定约的日本使臣谈判的。李鸿章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当时已经开始对中国构成了威胁；而且，此次日使要求订约，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所以，他认为应该主动与日方谈判，在谈判中利用外交手段限制、抵制日本。 李鸿章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中，积极主动，对于日使的无理狡辩和挟洋人以自重的作法，予以坚决的回击。在谈判中，为维护中方的应有的平等地位，李鸿章坚决拒绝日方能够“利益均沾”和“内地通商”。特别是在反驳日使有关“内地通商”的要求时，李鸿章揭露日本自己不向中国开放市场，反而要求来中国内地通商；这种揭露、质问，体现了鲜明的“对等”、“平等”色彩，很值得肯定。另外，为了防范日本向中国、朝鲜扩张，李鸿章在谈判协议中，还特意明确了相关问题。由于李鸿章准备充分、态度强硬、应对得当，迫使日本使臣不得不在多项过分要求被拒后，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 由于日本政府对《条规》内容不满，在1873年正式换约前，日使又提出了“改约”要求。这次，李鸿章依然以强硬态度对日。他痛斥日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坚决维护《中日修好条规》的严肃性、稳定性，严辞拒绝了日方的改约要求。面对日使的喋喋不休，李鸿章甚至明确宣布，如果日本使臣还要继续要求改约，那么他将拒绝与之谈判。这种极端强硬、果决的话语，迫使日使屈服；最后，双方正式换约。 此次，从这次谈判的全过程看，李鸿章对日本戒心很重、防范意识很强；而且李鸿章对于“与日本结盟以抗西方”的设想，也不赞同。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在1870年代初有联日思想，是不正确的。 在中日首次订约谈判的前前后后，李鸿章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日本、比较坚决地防范日本，比较强硬地抵制日本，与日使达成了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其表现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但是，在中日正式换约后不到一年，日军就入侵台湾。这一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作为订约谈判时的清政府全权大臣、清政府内部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淮军的最高统帅，不可避免地要再次进行对日交涉。 但在台事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李鸿章对日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与作法。 首先，他不主张向侵台日军发动主动进攻。他一再叮嘱率军在台与日军对峙的沈葆桢，对日军只可“示以兵威”，而不应该主动进攻。他本人也没有积极对沈葆桢进行军事支援。当侵台日军已经遭到很多困难、战斗力下降，出现了有利于中方的战机时，他仍然主张不能进攻，只能用“兵威”进行威慑。 其次，他积极进行了穿梭外交，频频会见外国驻华使节；想联合各国使节，对日施加外交压力。他先后与美英法等国外交官员会晤，请求他们和中国一道谴责日本。但由于当时西方国家也不是中国的盟国，西方各国不愿干涉；李鸿章的表现又比较软弱，所以他的外交努力没有实效。此外，李鸿章面对又一次来华的日本使臣，也只进行了比较软弱的质问，故而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再次，出于能够威慑、吓阻日本的目的，李鸿章在台事期间，积极呼吁并努力从事于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改善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从而可以有效地防御外来入侵。但这种举措，对于台事之解决，不可能有现实的效果。 由于李鸿章在军事进攻上的消极和外交努力上的无效，使得清政府、李鸿章都陷入了困境。奕、文祥、李鸿章等人都开始倾向于以对日本赔款（只是不用“赔款”的名义）来解决台事。最后，在日本大久保利通发出最后通牒后，中方向日本赔款，以换取日本撤军。清政府因此而蒙羞。 总的来看，李鸿章在台事解决期间，就是以这样包含三重内容的复杂态度和作法来对待日本；很明显，其特点是软弱、消极。 客观来看，在台事期间，李鸿章对日本还是进行了抵制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在首次中日订约谈判过程中对日抵制的延续。但是，在台事期间，李鸿章的对日抵制由强硬变为软弱，由主动变为被动，无论如何，因为他在台事期间的软弱表现，让李鸿章自己毁了自己在首次订约谈判中取得的对日政治优势。他这种在并不强大的军事压迫面前，由强硬向软弱变化，表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对他从事的对日外交带来了消极影响。但李鸿章认为他那套包含三重内容的复杂的对日态度与作法，是有效的；并坚持了下去。他的这种作法，后来在改善中国军队（特别是海军）战斗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没能积极有效地扼制日本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对琉球、朝鲜的扩张和189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